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，目前已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碳中和目标。有了时间表，还需要具体路线图及执行力的支撑。今后几年几十年要做哪些事？目标任务如何向各部门、各地方分解？不同的碳价格机制能发挥哪些作用？如何解决围绕碳边境调节税的争议？近日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“实现碳中和：政府在行动”分论坛就此展开探讨。

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、中方首席代表，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在发言中表示，人们对气候变化和碳市场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。早期在认识不充分、没有形成共识之前，一小部分人形成了激励程度较低、碳价较低的自愿碳市场，开始通过市场机制对减排给予激励并引导投资。随着各方对碳中和共识提高，就会出现比较统一的、更大范围的市场，比如各国国内的统一市场。伴随共识的增加，激励机制不断优化，碳价随之走高。

他认为，互联互通是大方向，从区域性的自愿碳市场到全国、全球的碳市场，统一起来资源配置效果会更好。但国际碳市场的建立仍面临困难，一方面国际协调并不容易，同时各国减碳的边际成本不同。

周小川强调称，这套激励机制的工具应从现货走向远期市场，涵盖期货和期权交易。“人们要知道的不光是当期的价格。当期排放多的人要交碳税、排放少的可以通过卖配额获得收入。但从中长期来讲，更重要的是引导投资。”

周小川说，在迈向碳中和过程中，每个时点都有一个最优机制，不仅解决当期的问题，同时要给所有企业、投资者和金融机构释放信号，使其知道在减碳、碳汇、涉及碳以及其他衍生品的未来财务收益。由此引导合理投资，按照计划的路线图、时间表来实现目标。

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副总裁李波认为，应把全球设定碳定价下限作为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。

他援引IMF对碳定价的分析称，全球需要加快碳减排，到203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所需的25%-50%的减碳任务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碳定价，碳交易和碳税都可以。根据测算，到2030年全球的平均碳价需要达到每吨75美元，才能实现上述减碳目标。目前全球碳价约为每吨5美元，还有相当大的距离。由于担心自身产业竞争力受损和其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，各国单方面大幅提高碳价的积极性不高。为此，IMF提议在少数主要排放国之间达成国际碳价下限协议。下限取决于各国发展水平、国际支持力度和各国的减碳空间。

欧盟首先提出的碳边境调节税引发了巨大争议。李波说，该机制的出发点是担心碳泄露，担心其他国家碳定价不够高，也可能担心导致投资转移，影响产业竞争力。碳边境调节税需要讨论诸多细节，包括所涉及的行业和部门、对出口要不要进行碳税返还、进口产品的碳计量等等。考虑到碳边境调节税可能带来的诸多问题，不如考虑在全球设定碳定价下限。

他介绍称，IMF建议，到2030年发达国家碳价下限达到75美元以上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达到50美元以上，低收入国家达到25美元以上。对发达国家的下限要求更高，同时建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建立技术转让和资金援助。

卡耐基气候治理倡议执行主任帕斯佐特强调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。他就气候公正问题说道，发达国家要尽早走向负排放，给其他国家留出更多时间。所有脱碳行动都需要大规模地利用现有的技术，并且扩大减碳技术的实施规模。

据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预测，未来30年中国需要487万亿元的绿色低碳投资。清华团队则预计，到2050年，绿色低碳投资将达到186万亿元，其中能源为130万亿元。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建议，应构建零碳金融体系，以实现海量的碳减排投融资规模，并推进当前庞大的金融存量资金向绿色低碳转型。

为实现双碳目标，中国构建了“1+N”政策体系。周小川认为，就目标任务如何分解到各部门或各地方，可以有两种办法：一种是过去的“大本子”式的计划分解，一种是由碳价格引导的市场机制分解。计划分解的方法论涉及数学问题，需要假设所用的就是最优化模型并已找出最优解，可能具有很多不确定性，包括未来的技术工艺都是不确定的。另外一种方法是用市场价格机制去分解，价格机制更简单、结果也是更统一、更有把握的。